取自: 国学论坛
东汉末年佛教流行的条件
东汉末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件让佛教迅速地发展。汉武帝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方的交通，拉近了西域地区与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西域文化向东传播，随之而来的便是以西域为桥梁的印度佛教。东汉末年是是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进入高潮的时期。靠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和对农民起义成果的篡夺而当上皇帝的刘秀所建立的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发展采取了放任态度。自汉和帝（公元６９- １０５年）以后，宦官、外戚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对土地财富的疯狂掠夺更加肆无忌惮。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使广大人民纷纷破产，处境悲惨，生活极为贫困。与此同时，天灾不断，日趋腐朽的东汉王朝也进一步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与掠夺。因此，农民的起义斗争接连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经过黄巾起义及董卓之乱后，东汉政权更是名存实亡。正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动荡时代，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此外，两汉社会上的迷信思想的泛滥，以及东汉末年道教的创立，为佛教的流传开辟了道路。佛教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两汉之际传入到东汉末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东汉末年佛教的流行概况及特点
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是被当作神仙方术的一种，所以才能在上层社会中扩散。广大平民百姓是很少接触的。屈指可数的佛寺，也主要是供西域来中国的僧侣和商人参拜使用的。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从上层走向下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末年，中国的佛事活动以佛经的翻译为主，当时的洛阳是翻译中心。这时的译经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而大量佛教典籍的译出，如果没有民间地主阶级和文人学士的资助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洛阳孟福（字元士）、南阳张莲（字少安）等人就直接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而孙和、周提立等人则是译经的资助者。这些都说明佛教在汉末已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了。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东汉末年在洛阳、徐州、豫州等地区先后兴建了一些佛教寺塔，并开始塑造佛像。
白马寺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的某天晚上，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神仙，金色的身体有光环绕，轻盈飘荡从远方飞来，降落在御殿前。汉明帝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梦告诉群臣，并询问是何方神圣。太史傅毅告诉汉明帝：“听说印度有位得道的神，号称佛，能够飞身于虚幻中，全身放射着光芒，君王您梦见的大概是佛吧！”
于是明帝派使13人去西域，访求佛道。三年后，他们同两位印度僧人回到洛阳，带回一批经书和佛像，并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
皇帝命令在首都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以安置德高望重的印度名僧，储藏他们带来的宝贵经像等物品，也就是今天位于洛阳的白马寺。
白马寺建成后便成为东汉最主要的译经场所。随着佛经汉译本的逐渐增多，佛教在中国日益广泛传播开来。所以尽管后来佛教派系繁多，但白马寺一直被佛门弟子同尊为“释源”，即中国佛教的发源地。
